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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传身教、求是传承——访竺可桢之子、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竺安

来源：科普中国

竺可桢是我国近代著名气象学家、教育学家。让我们跟随竺可桢之子竺安老先生的思绪，来追忆父亲竺可桢对他的言传身教与求是传承。

撰文/记者 赵天宇 摄影/张星海（除署名外）

新媒体编辑/李云凤

竺安是竺可桢的幼子，也是竺氏子女当中，唯一从事科研的工作者，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建所初期（1956 年）即被调来参加工作。竺安是我国毛细管电泳研究的创始人，也是《竺可桢全集》的副主编之一。

在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前夕，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家属院里，记者见到了竺安老先生。竺老虽然已经93岁高龄，但身体依然不错，走起路来步伐稳健，上下车时也不需要别人搀扶。

让我们跟随竺老的思绪，来追忆父亲竺可桢对他的言传身教。

▲竺可桢之子、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竺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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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家的孩子，不搞特殊化

竺老家是一套不到80 平方米的小三居室，建成于1984 年，已显老旧，还保留着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模样。客厅太小摆不下沙发，竺老就坐在餐椅上接受了我们的采访。

竺安说，其实从2014年开始，他和老伴就一直居住在北京东南六环外的一处养老院里，偶尔才回自己家。回忆起自己的这一辈子，一直都在“搬家”。

1929年竺安出生在上海，他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，上有大哥竺津、大姐竺梅、二哥竺衡。1928年，父亲竺可桢应当时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，带着全家人去了南京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决定举校西迁。学校一迁浙江建德，再迁江西吉安、泰和，三迁广西宜山，最后迁到贵州的遵义、湄潭。

这次西迁办学的壮举被后世誉为“文军长征”。当时，年幼的竺安也随父亲一起来到遵义、湄潭，并在遵义念了半年小学，在湄潭念了六年中学，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。

1946年，从小对化学感兴趣的竺安，如愿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学习，回到了浙江。

▲1946年，竺可桢（左二）与竺安（右一）合影（图片来源：浙江大学档案馆网站）

竺可桢在学界担任要职多年，又是著名科学家，但生活非常朴素，自律极严，对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，不允许他们搞特殊化，甚至还要吃一些别人吃不了的“苦”。

比如1950年大学毕业以后，学化学专业的竺安，意外地被分配到浙江省公安厅工作。当时竺可桢已经在中科院担任副院长职务，但他没有给自己儿子“开后门”，而是要求竺安服从组织安排，直到1956年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，号召技术人员归队，竺安才得以来到北京，回到了父亲身边。

1960年竺安结婚后，与远在浙江建德的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，共计13年。当时交通不便，两地单程通勤要将近3天，而法定的探亲假一年只有12天（路程假不在内）。

但竺可桢依然要求竺安通过组织手续，走合法流程解决这个问题。直到1973年8月，竺安妻儿的户口进北京的问题才最终解决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竺安一直住在化学所的单身宿舍，四人一个房间。1973年8月妻子调来北京，化学所也没给竺安安排住房，1974年才分配到50多平方米的简易楼两居室。直到1984年以后，才搬到现在的家中，此时他已经55岁了。

▲竺安与夫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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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趣是最好的老师

竺可桢一共有六个子女，没有一个人继承竺可桢的专业和研究方向，只有竺安一人从事科研工作，这让人有些意外。

但在竺安看来，是否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像父亲一样，掌握分析认知事物的正确方法，传承科学家精神。

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当校长时，既注重基础学科教育，也注重人文学科的培养。作为一名父亲的竺可桢，同样特别看重子女的基础课学习和人文素养提升。从兴趣入手，引导他们发现生活中蕴含的自然、社会和人生的道理。

竺安回忆说，抗战前全家还生活在南京时，二哥竺衡收到了父亲给的13岁生日礼物“少年化学实验室”，这是一个长一尺许的木盒子，里面装有二十多种化学试剂和酒精灯、试管、试管夹等实验用具。二哥和大哥立刻按照说明书尝试制备笑气，但他们闻了制备出来的气体，都没笑，又让竺安闻，也没笑。实验虽然失败，但却引起了竺安对化学的强烈兴趣，立志长大后做一名化学家，后来果然考入了浙江大学化学系。

竺安小学毕业时，竺可桢送给他一本法布尔的《科学的故事》。80多年过去了，竺安依然能回忆起那本科普书的内容。在物质水平不高、文化资源匮乏的上世纪40年代，这本科学读物给他幼小心灵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。

除了思维能力的提升，竺可桢也非常注重子女身体素质的培养。竺安小时候，父亲经常带他去南京中央游泳池游泳，培养出了游泳的兴趣，后来，不满16岁的竺安就夺取了贵州省游泳冠军。

▲在竺安家中收藏的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初版印刷品

另一方面，父亲在工作中的严谨认真、一丝不苟的“身教”也让竺安受益匪浅。

1928年以后，竺可桢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所长，因为气象预报要求准确的按时观测和记录温度、气压等各种数据，竺可桢要求观测员们每6小时记录一次数据。但有时值夜班的人会睡过头，就把不是零点的数据记为零点时的数据。

知道这件事以后，竺可桢很生气，他把所有观测员召集起来，给他们强调了观测数据准确的重要性，要求他们坚持定时定点观测。有时他就半夜起来，从家走到气象台去检查，看看观测员是不是按时上岗了，几次下来以后才使大家形成了习惯。

父亲严谨务实的作风，深深影响着竺安，也影响着竺安的科研之路。到化学所工作以后，他在1959年和1978年两次获得“全国劳模”称号，并在毛细管电泳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。如今，毛细管电泳已然发展成为生物大分子分离分析的重要工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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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年，从日记感悟求是精神

提起竺安就不能不提到《竺可桢日记》，正是在这套不到80平方米的屋子里，从2000年开始，樊洪业主编和李玉海、竺安两位副主编，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，编辑校对《竺可桢全集》（含《竺可桢日记》）。

《竺可桢全集》收录了竺可桢从1916年到1974年之间的文献，竺可桢日记是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此之前，竺可桢的著作，除了发表的文献外，只有1979年出版的《竺可桢文集》。

竺可桢有记日记的习惯，整整坚持六七十年。与人文学者日记不同的是，竺可桢的日记带着明显的科学研究者印记，尤其是在地理、气候、物候方面，有很详细的记录，在那个个人计算机尚未出现的年代，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科学财富。

尽管过去四五十年，但竺安依然记得很清楚，无论父亲白天工作多么繁忙，晚上都要坚持写日记，如果实在太困了，就第二天早起半小时补记，从不中断。

竺安说，文人的日记很感性，事情多了就多写，事情少了就潦草几行、甚至不写。但作为一名科学家，竺可桢的日记更像在写实验数据记录。

“比如说1936年的一天，父亲从南京乘汽车到杭州，四百多公里的路程，他不仅详细记录了沿途各站的距离，甚至连遇见几辆自行车都记录下来。”

竺安感叹地说：“我自己做实验都没这么仔细。父亲的毅力令人惊讶，我们今天常说科学家精神，但科学家精神不是像讲课一样，没有规范的标准，更多在于你做了什么，做成了什么。”

几十年下来，竺可桢的日记有900多万字，由于完全是手写的，加上年代久远，很多字迹已经模糊不清。樊洪业和李玉海、竺安就一字一句地读，一页一行地整理，一点一滴回顾了整整13年。

13年的时间，不仅是自己和父亲的一次隔空对话，一次家庭回忆录的整理，更是竺可桢“求是精神”的一种传承和延续。

2014年，在竺安和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，《竺可桢全集》编撰完成，并最终出版。2018年《竺可桢全集》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，标志着它的价值获得了学界和官方的共同认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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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品：科普中央厨房

监制：北京科技报 | 北科传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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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： 言传身教 毛细管电泳 浙江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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