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时焦点:麋鹿为什么又叫“戴维神甫鹿”?其背后又有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?

来源:科普中国

2022年是麋鹿科学发现一百五十七周年,而科学发现的地点即麋鹿模式种产地就是北京南海子。在北京南海子这块神奇的土地上,麋鹿这个物种得到了真正的拯救,其失而复得的经历,举世瞩目,不仅实现从国外到国内的回归,更实现了从人工到自然的回归,堪为中国、也堪为国际保护动物的成功范例,而且这种动物背后所蕴含的国际性、科学性以及博物学史的内涵也相当丰富,然而,麋鹿为什么又叫“戴维神甫鹿”呢?说来话长啊。


(相关资料图)

麋鹿又名戴维鹿或大卫鹿,俗称“四不像”,(拉丁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 Milne-Edwards,1866)是一种极富传奇色彩和物种研究价值的哺乳纲、偶蹄目、鹿科动物。1865年,即清同治四年,法国神甫阿芒·戴维在北京南部考察动植物。走到清兵把守的皇家猎苑——“南苑”外,戴维隔墙远望,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奇异的鹿,角似鹿非鹿,蹄似牛非牛,脸似马非马,尾似驴非驴,勾起了作为博物学家的戴维的强烈探奇欲望。他买通了大清皇家猎苑的官员,于1866年初,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,靠贿赂守卫猎苑的大清军士,以20两纹银的代价,得到了两套完整的麋鹿头骨角的标本。并于当年从海路运到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。经过巴黎自然博物馆动物学家米勒爱德华的鉴定,获得令人吃惊的结论:戴维带来的动物标本为竟然是分类学上的新属、新种,体型如此之大的哺乳动物被戴维发现,从而载入世界动物学史册,戴维由此而获得与麋鹿同名的殊荣。当然,不是戴维神甫改名叫了麋鹿,而是麋鹿的外文名称被称为“戴维神甫鹿(Pere David Deer)”。据说,在法国公使馆的帮助下,戴维还得到三只活的麋鹿,一并送往法国。

为纪念第一个发现者,精确地说应是科学发现者,便将麋鹿的洋名称做了“戴维神甫鹿”(Pere David’s deer)。其实,最早目击麋鹿的外国人,不是戴维神甫,而是另一个叫张诚(J.F.Gerbillon)的法国人。早在戴维来到中国之前的1687年,作为最早在华传教的法国耶稣会五教士之一的张诚,就到过南苑,窥视过这个皇家猎苑中的动物,只是时值隆冬,观察得不真切。有别于其它鹿种,在冬尽春来之际,麋鹿的角完全脱落了,张诚便草率地把这些“四不像”记录成了“野骡”,但是,就是这个记录,为富于探究精神的戴维,提供了一丝可贵的线索。

1865年,戴维作为又一个法国人,便是带着张诚的摸棱两可的记载,来到北京南海子的。同是这个大清猎苑,皇家禁地,面积是北京城的四倍,仍然是壁垒森严,根本不允许外人进入,更不能从中拿走什么东西,如果发现谁从猎苑弄出什么,将以死罪论处。当年,戴维虽然从高高苑墙的墙头张望,发现共有麋鹿约120只,看清麋鹿乃是非凡之物,却一直无法获得,出于一个博物学家的执着,或者说是一个觊觎者的执着,反正,戴维是惦记上这个他叫不上名字的、以为是驯鹿的某个类别的、被当地老乡称为“四不像”的动物了。

说麋鹿发现一百五十七周年,一定要加上“科学”发现的定语,毕竟,物种科学发现的命名规则是由西方人制定的,但麋鹿早已被中国先民所发现、所认识,这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麋鹿在中国文化中可谓渊远流长:周朝灭纣,姜子牙的坐骑是麋鹿;楚大夫屈原有“麋何食兮庭中,蛟何为兮水裔”之辞;周朝的青铜器,汉代的瓦当……麋鹿的形象,栩栩如生,各朝各代有关麋的记载、描述不绝于书,全唐诗中可以找到关于麋鹿的诗句近百;清乾隆皇帝更有“麋鹿解说”之文刻于麋角,甚至中国道教的道观中还能见到麋鹿之像。

麋鹿的兴衰荣枯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。野生的麋鹿在明清时种群已消失,其原因尚无准确考证。1894年,永定河水泛滥冲垮了皇家猎苑的围墙,当时圈养的120头麋鹿被冲散,有不少头被难民猎杀食肉。到1900年,八国联军入侵北京,他们北掠颐和园,南抢皇家猎苑,将仅剩的麋鹿(数目不清)抢劫一空。1900年11月10日,戴维神甫在巴黎过世,享年74岁。无巧不成书的是,以他名字命名的麋鹿,同是在这一年,于中国本土灭绝,灭绝地就在当年因戴维考察麋鹿而成为麋鹿模式种产地的——北京南海子。似乎戴维与戴维鹿,在冥冥中有着某种联系,不然,怎么随着发现者的仙逝,作为他的伟大发现物之一的麋鹿(David deer)也在原产地消失了呢。

可以说,令戴维始料不及的是,因为他的引荐,麋鹿作为硕果仅存的的一群,因为被引种到了欧洲,后来都被收藏于英国的乌邦寺庄园,才免于全部灭绝的厄运。1896年永定河洪水泛滥,南海子的麋鹿仅余20-30只。1900年,八国联军攻入北京,洪水战乱,雪上加霜,南苑遭劫,覆巢之下无完卵!瑟瑟秋风中,德国军队追杀义和团,长驱直入,闯进了昔日的禁地:南苑。苟延残喘的麋鹿种群在战火中遭到灭顶之灾,从此,作为麋鹿故乡的中国,彻底没有了麋鹿(作为残存者的最后的一只麋鹿是1920年死于西郊万牲园的),而不幸中的万幸,如果不是戴维的引荐,麋鹿不会在英国乌邦寺一息尚存,这姑且算是西方人对劫掠中国生物资源的一种赎罪和补救吧。

戴维当年的中国之行,可谓硕果累累,他带走大量标本,包括:鸟类标本1322号,兽类标本585号。在戴维采集的大量标本中,尽管有些毁损、有些丢失,也有些重复,但经动物学家的鉴定,比其他人相比,他的成果质高而量大,简直史无前例。

戴维在1874年离华之前,在法国外交人员的协助下,陆续将活的麋鹿运至欧洲的一些动物园,既丰富了这些动物园的展览内容,更为麋鹿的劫后余生、种群延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。他还将80多种植物引种到巴黎植物园,后来又被引至欧美许多国家,极大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博物学研究的兴趣,对生物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。他在北京南海子采集的麋鹿,被命名为“戴维鹿(David deer)”;他在四川宝兴采集的珙桐,被命名为“戴维树(David tree)”;同样在宝兴采集的熊猫,被全世界称为Panda,在中法交流史上,堪称独树一帜,在生物学考察史上,可谓殊荣无上。

一个世纪前到了欧洲的麋鹿,被放在动物园中圈养,但由于没有湿地环境,范围又很小,所以非但没有繁殖,反而一只一只地死去。此时英国乌邦寺的主人福特公爵将世界上仅存的18头麋鹿收集到自己的庄园里,庄园很大,麋鹿处于半野生状态,与原来的栖息环境相宜,使濒于绝迹的麋鹿又奇迹般地逐渐繁衍起来,一战时期达88头,二战时期达255头。二战时乌邦寺的主人认为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更危险,为了保护麋鹿,他们将麋鹿又疏散到世界上很多地方。

新中国成立后,1956 年英国伦敦动物园曾将两对麋鹿作为礼物赠给北京动物园。与欧洲动物园一样,这两对友好使者因园区兽舍狭小未能繁育后代。

1979年,我国动物学家谭邦杰先生等呼吁将流落海外的麋鹿引回中国,这一倡议得到英国方面的积极响应。1984年11月,英国乌邦寺当时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决定,将22头麋鹿无偿赠送给中国(其中2头送到上海动物园),1987年公爵有补送18头,这样北京麋鹿建群个体为38头。

麋鹿还乡,落户何方?中国各方面专家经过多方论证认为,无论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,还是从自然生态条件考虑,北京南郊的皇家猎苑旧址南海子都是麋鹿回引的最理想地点。对此塔斯维托克侯爵也非常认同,他说,“能与中国合作让麋鹿重返故里,的确是一件极令人振奋的事情。”

南海子位于北京大兴区北部,与通州区、朝阳区、丰台区相邻,作为原先皇家园囿的“海子”(即水洼),大部分已被改作养鱼池,只有三海子中部隶属南郊农场的900余亩“湿地”还保留着原始自然的风貌,垂柳依依、荻花瑟瑟、薮泽罗布、水气氤氲,只欠“呦呦鹿鸣”了。1985年5月,北京市政府便在这里建成了千亩麋鹿苑。

1985年8月24日,22头麋鹿满载中英两过人民的友谊,乘坐专机从乌邦寺飞抵北京(其中2头运至上海),回到了老家大兴南海子。这样,流落他乡近1个世纪,历尽劫难的麋鹿终于踏上了故土。国际动物保护人士评论道:“将一个物种如此准确地引回它们原来栖息的地方,这在世界的‘重引入’项目中堪称是独一无二的。”1987年乌邦寺又运来18头麋鹿;此后我国又在湖北石首和江苏大丰分别建立了麋鹿自然保护区(1986年从英国七家动物园集中了39头麋鹿运到中国江苏大丰)。

三十七年过去了,重归故里的麋鹿野化成功,发展迅速,现在,全国麋鹿总数已愈万头,再无绝种之虞。麋鹿的野化、繁殖是中外携手拯救濒危物种的成功范例。

归去来兮,圆梦之麋

麋鹿是一种特产于中国湿地、极富文史背景和传奇经历、颇具皇家渊源和贵族身世的鹿科动物,它以择水而居的阴柔之美,遗世独立的傲然身姿,展现在您的面前,呈现于北京南郊、长江故道、黄河辽河、黄海之滨,堪为活的自然文化遗产。

一个世纪前,英国乌邦寺的主人十一世贝福特公爵将世上仅存的、流落于欧洲的18头麋鹿收留,使这个濒于消失的物种绝处逢生。一九八五年,麋鹿还家中国北京。一九九三年起,北京麋鹿陆续野放湖北石首等全国五十地,几经繁衍,数量过千,其中北京麋鹿苑为200余头,再无灭绝之虞,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范例。其兴衰历程竟与国家大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,可谓“国家兴,才有麋鹿兴”。濒危物种,回归故里,圆梦中华,三十而立。如今,徜徉于大江南北的麋鹿,不仅实现了从国外向国内的回归,更实现了从人工向自然的回归。

今后,麋鹿还将踏着“呦呦鹿鸣,食野之萍。我有嘉宾,鼓瑟吹笙”的古老弦歌,生生不息,魂牵情系。圆梦之麋,归去来兮!

作者:郭耕

整理:Sherry

审核:绿茵

编辑:Pierre

关键词: 皇家猎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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